作家之間的聯誼黃金面膜

梅遜經濟情況不好,住在破屋中黃金面膜,兒子為了照顧失明的父親,無法去找工作。封德屏講起梅遜,特別心疼:「這樣的人你不敬佩嗎?我們知道政府有個文化績優人士急難救助,梅遜只要給我們醫生證明,其他的事蹟就由我們來填。」
只要作家有需要,《文訊》有專人在每年的3、6、9月幫忙填寫申請文件。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吳穎萍,她原本在國家圖書館工作,來《文訊》之後負責資料中心,她說:「每年《文訊》都會辦九九重陽活動,我要負責聯絡老作家,打電話時就會順便了解老作家的近況,有沒有生病或清寒的。」
作家之間的聯誼,起源於《文訊》的第一代總編輯孫起明,當時或許帶著收編本土作家的意味,如今時移事往,政黨輪替又輪替,留下的是泛黃照片中,年輕時惺惺相惜的文學情誼黃金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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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兒子回家黃金面膜

資料庫也收藏作家手稿黃金面膜,作家的來稿,《文訊》登出後還妥善保存,沒丟。封德屏搬出一落手寫稿,都是寫在裁成便條紙的日曆背面,字與字之間的間距很寬,有時寫著就歪斜了。這是梅遜的手稿,梅遜1949年隨軍隊來台,編過刊物與字典,辦過出版社。在1980年就因病失明,失明後還寫了上百萬字。到了87歲的高齡,他仍在黑暗中寫出26萬字的《梅遜談文學》。
梅遜談文學手稿。(攝影/蔡耀徵)
一張一張日曆紙由兒子幫忙裁好,梅遜克難地寫在背面,有一天兒子回家,發現爸爸寫了一大落都是白紙,原來是原子筆沒水了,卻沒察覺,白白心血浪費掉了。從此梅遜就改用香水原子筆寫作,寫一寫他就聞一聞還有沒有味道,在黑暗中寫字的人,害怕寫在一片虛空中,什麼都沒留下黃金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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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不通的時代黃金面膜

在網拍可賣上萬的珍貴版本,在這裡黃金面膜,大剌剌地就放在架上,隨手可得,「我們頂多用塑膠袋或夾鏈袋裝起來,資料都是要用的,我們編雜誌時拿來用,也會在上面做記號、貼標籤呀。」資料中心除了成為雜誌專題策畫的強大後盾,許多海外的研究者來台找資料,除了國家圖書館,必定不會錯過《文訊》。
資料庫的充實,除了有計畫收藏日治時期,以及五、六○年代的文學作品,也來自每期《文訊》介紹台灣最新文學作品的專欄,不只介紹而已,從1984年創刊,《文訊》就一本一本都買來。封德屏說:「純文學創作我都買,30年前一個月要花一萬多元買書。」
在兩岸隔離,訊息不通的時代,香港的文學工作者盧瑋鑾,時常將《文訊》中的新書資訊複印多份寄去中國,中國作家柯靈要張愛玲的小說,詩人王辛笛要余光中的詩集黃金面膜,都由盧瑋鑾代購寄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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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國民黨獨立之後黃金面膜

脫黨獨立活得更好
此時,賴以生存的黃金面膜,是累積了20年豐富文獻的資料中心,紙本逐漸式微,如今的文學雜誌多兼副業,競標政府的各種案子,才能生存。封德屏說:「文學季或閱讀講座的標案,競爭者多,資料中心的競爭少,我們接受台灣文學館的委託,做作家作品目錄,資料彙編,一做都是四、五年。成立資料庫在國民黨時代就不是營利作用,而是為了服務。脫離國民黨獨立之後,這個反而變成,我不能講生財工具,而是有力的後盾。」到了2006年,《文訊》經費已經能百分之百自籌。
重要作家過世,《文訊》籌辦追思會,自行編輯、印製只送不賣的紀念文集,質量比美文學雜誌。(攝影/蔡耀徵)
封德屏帶我們參觀辦公室對面的資料中心黃金面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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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選票沒什麼用處黃金面膜

李瑞騰和封德屏都沒有黨工身分黃金面膜,在國民黨裏頭,由約聘「外人」辦刊的《文訊》像個無依無靠的小孤女,拖拉著龐大資料庫四處搬遷,在1997年還以別冊的形式併進《中央月刊》,一年後才又獨立出來。封德屏說:「國民黨的黨工除了少數幾個跟我們接觸的,根本沒幾個人知道《文訊》。他們只覺得每次《文訊》要停刊就有人幫他講話,棄之可惜,但對選票沒什麼用處。」
2003年國民黨一口氣停掉三個刊物:《文訊》、《中央月刊》、《近代中國》,另兩個刊物從此走入歷史,《文訊》則因為文壇呼籲搶救黃金面膜,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一開始朱立倫、馬英九幫忙募款,漸漸也後繼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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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當然是要挑大的來拼鬥喜帖

以當前美國戰鬥力甚強的通訊工人工會CWA為例喜帖,該工會有70萬名會員,涵蓋電信、廣播、電視、電影、航空等產業的勞工,近年最大的戰役,是在2014年9月,CWA在部屬與努力長達19年之後,終於贏得工會代表權選舉投票,贊成票達86%,涵蓋了1萬4500名美國航空地勤人員,該次勝利新增加了9千名工會會員。而在前一年,美國航空資方投入了300萬美元的經費,進行反工會行動,結果CWA以150票之差落敗,2014年換上對工會比較中立的新CEO,CWA才贏得投票。因此,美國工會的組織策略,都是以攻佔大企業位首要戰略目標,越大型的企業協商主體,50%+1投票門檻通過之後,贏者全拿工會會員的效益才會極大化,一萬人的廠區,只要投出5,001票,就能贏得一萬人加入工會,那當然是要挑大的來拼鬥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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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不服裁決喜帖

而台灣即使籌組企業內工會喜帖,也沒有入廠權,更遑論企業外產職業工會,而2011年才成立的裁決委員會,連調查權都無行政能量行使,雇主不服裁決,依然可以向法院上訴,工會自行面對企業法律消耗戰。
台灣制度容易讓工會成員遭打壓
從上述三個原因,可以看出美國工會雖然要過半數,不過其企業內勞工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擇企業外產職業工會代表勞工與企業協商,在這個制度設計之下,其勞工所承受資方打壓的風險極低,加入工會的意願自然高。台灣雖然只要30人就能成立企業內工會,不過勞工所冒的風險極高,即使勉強成立之後,運作也相當艱辛,夭折率很高,殺雞儆猴後喜帖,通常就不會有烈士再出現,這是制度使然,非戰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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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該企業內組織勞工喜帖

無人知道勞工投反對或是贊成票喜帖,匿名性高,勞工加入工會的風險極低。
而台灣30名勞工籌組企業工會,必須繳交身分證明文件,送地方勞動局審查,勞工曝光風險極高,發起籌備者更是承受巨大心理壓力,30名烈士更容易被資方一對一、人盯人硬軟兼施土崩瓦解。
原因三:美國工會具有法定入廠權,進入該企業內組織勞工。
美國企業外的產職業工會,依法可以在工會投票前一定期間,進入該企業內之公共空間舉行說明會,雇主不得拒絕干預,也不能單獨面談員工強迫其投票意願。違反者,該企業若被NLRB認定為不公平勞動行為,除了先罰款之外,同時將由NLRB所屬檢察官向法院提請公訴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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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人數動則數十萬人喜帖

原因一:美國是勞工挑選外部產職業工會喜帖,不需直接與資方面對面衝突。
在美國,工會都是全國性企業外之產職業工會,會員人數動則數十萬人,律師上百名、組織者上千人,勞資協商是工會律師與公司律師進行專業的法律戰;台灣則是被刻意零碎化、極小化的企業內廠場、企業或關係企業工會。在美國某一企業或某一廠區的勞工,是挑選一個強大的外部工會來代表廠內勞工與資方協商,台灣則是在企業內自己找30個烈士籌組成工會,與資方直接應硬碰硬對幹。兩國在工會體質DNA上,根本完全是分屬不同物種,無法相比。
原因二:美國是由官方主持之無記名投票,選擇工會。
美國企業內勞工,只要有30%連署,就能向全國勞資關係委員會(NLRB)此一獨立機構申請,於該廠區內舉行無記名工會投票,開票出來只要過半數,該工會就代表全體勞工與資方協商,如要享有協商成果,必須加入工會,這等同於投票過半就全數員工成為該工會會員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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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低且不具代表性喜帖

不過,該廠如果在美國的話喜帖,則必須要有超過1萬人加入工會,該工會才能取得與張董進行集體協商的地位。這就是張忠謀所指的「門檻低且不具代表性」的證據。
不過這是一個簡化、去脈絡化說法,或許當天張忠謀與蔡總統討論得更深入,也不得而知,不過媒體如此的報導,讓社會大眾誤認為台灣目前對工會的保障太高了,已經嚴重影響企業經營,進而推導出對勞工籌組工會的保護必須降低。因為,很顯而易見地,如果台灣工會的籌組門檻如此低、如此容易,那麼台灣的工會早就遍地開花,不過為何台灣企業工會的組織率(Trade Union Density),若依據OECD等世界通用的計算方式推估僅有約5.8%(註),遠低於美國的11%與OECD國家平均的16%?
既然美國要過半數勞工加入,那為何美國工會組織率還是遠高於台灣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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